昆明在1999年办过一场世界园艺博览会。 那一年，这座高原城市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街道拓宽了，绿化带重新铺过，夜晚的盘龙江边亮起了彩灯。全国各地的游客涌进来，飞机票和火车票一度紧张。昆明的花市本来就出名，那几个月更是热闹得不像话。斗南花市凌晨三点就开张，装满玫瑰和康乃馨的三轮车排出去两条街。整座城市都泡在一种欢快的气味里，花和游客和阳光搅在一起，让人觉得这地方就该是这样，温和，安逸，离任何脏东西都很远。 但就在同一年，昆明郊外的一些角落里，事情正在以一种极其黑暗的方式发生。那些事后来被写进了云南刑侦史上最重的一页。十九个人，在三年时间里陆续失踪。其中十一个，最后连完整的尸体都没能留下。有些人的骨血被混进了饲料，喂给了猪和狗。 这个案子的主犯，曾经是一名警察。 杨天勇，1959年生，云南楚雄人。他的成长轨迹在那个年代的人里不算特别。初中读完去当兵，在部队待了三年。那三年里他学了不少东西，最重要的一项是用枪。退伍之后，他进了昆明铁路局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，穿上了警服。 东站那一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比较乱。火车站周边人流密集，南来北往的旅客、拉客的小贩、倒票的黄牛、小偷小摸的闲散人员挤在一起。一个铁路警察如果真想把工作干好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。但杨天勇对工作没多少热情。他三天两头旷工，领导找他谈过话，他脖子一梗，不愿意改。后来单位准备把他调去看守所，那里更苦，他索性不去。单位劝不动，最后按程序做了辞退。 时间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。那是他人生的分岔口。脱掉警服之后，杨天勇没有去找正经活计，反而像是卸下了一层束缚。他开始往黑道边缘靠，跟各色人打交道。他长得高大，说话带着一股警察式的果决，在灰色人群里天然带着威信。 他有一个小学同学，叫肖林。肖林的经历更野。早年在东北佳木斯那边混，后来犯下一桩诈骗案，涉案金额上百万。九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万，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笔巨款。肖林被通缉之后没往远处跑，反而回了云南。他找到杨天勇，两个人找了家小馆子喝酒。 那顿酒喝了很久。肖林把自己在东北干的事说给杨天勇听，说得不遮不掩。杨天勇听完没什么反应，也没起身去报警。他就那么继续喝着。肖林心里有数了。眼前这个老同学，跟他是一路人。 后来这个案子被破获之后，审讯材料里专门提到过这段往事。两个人的结盟，就是从这场酒开始的。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，也没有谁低头拜码头。就是几杯苞谷酒下肚，彼此透了个底，然后心照不宣地走到了一起。 肖林是个有组织能力的人。他在昆明混了几年，人面很广。1995年初，他因为一次住院，认识了当过兵的滕典东。肖林当时对滕典东说过一个假身份，说自己是少校军官。滕典东在部队待过，对“少校”这个身份有天然的信任。两人很快热络起来，后来滕典东也入伙了。 杨天勇这个人，对武器有执念。他曾在部队里摸过不少枪，又在派出所干过几年，对枪支的来路和渠道比别人清楚。1995年，他专门跑了一趟平远街。那个地方在当时的云南乃至整个西南都很有名，以走私军火和毒品闻名。公安部门后来花了大力气才把那一带清理了一遍。但在九十年代中期，去那里买把枪，对杨天勇来说并不算太难。 枪到手之后，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。一个被开除的警察，一个诈骗犯，一个退伍兵，三个人凑在一起，手里还有了硬家伙。他们开始谋划“干大事”。 1997年初，又有四个人陆续加入。肖林的亲弟弟肖力，一个叫柴国利的外地人，还有一个叫左曙光的，加上杨天勇的同乡杨明才。七个人的班底正式搭起来了。他们在昆明东郊和西郊租了养殖场，对外说是养狗养猪。实际上，那些场地就是后来一切事情发生的地方。 杨天勇把七个人编成一个“单位”。他不叫帮派，也不叫弟兄，而是用了一种他熟悉的管理方式。他把作案叫“行动”，把抢车杀人叫“业务”。每次搞到钱，先扣下一部分作为成本，剩下的再按“贡献”分配。他有从警经历，对侦查手段了解不少，所以整个团伙的运作带着很明显的反侦察色彩。成员之间分工明确，踩点、动手、处理尸体、变卖赃物，每个环节都有人负责。 他让团伙成员穿上仿制的警察制服，佩戴袖标和武装带，在偏僻路段练习拦车。手势，站姿，盘问的语速，都练到以假乱真。那个年代，普通老百姓对制服有天然的服从意识。只要看见几个穿警服的人站在路边举手示意，很少有人会想到去核实身份。 为了磨掉手下最后一点正常人该有的东西，杨天勇还带着他们去火化场。站在焚尸间外面，看人把遗体推进去，炉门关上，火燃起来。一开始有人受不了，出来就吐了。多去几次，慢慢就麻木了。他就是在用这种方式，把人变成工具。 从1997年开始，这个团伙开始动手。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机动车。那个年代汽车很值钱，一辆好点的轿车在二手市场上能卖几十万。他们用假警察的身份拦车，把司机和乘客控制住，抢走现金和值钱物品，然后杀人灭口，把车转手卖掉。 但他们做得比一般的抢车团伙要狠得多。一般劫匪杀了人，最多抛尸荒野。杨天勇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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